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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法律论文
“一带一路”建设与法制机制建设中的法律问题
发布时间:2021-10-12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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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毕业论文网,栏目:社会学法律论文
毕业论文网第2021-10-12期,本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为大家分享的论文是社会学法律论文《“一带一路”建设与法制机制建设中的法律问题》,供大家在写毕业论文时进行参考。
  内容提要: 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方法。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法律冲突问题、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之法律地位问题以及国内相关立法之衔接与修改问题。为此,一方面,应通过制定相关行动计划、建立协商谈判和决策协调机制、确立共同行为规则等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宏观问题; 另一方面,以解决相应微观问题为目的,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冲突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法治保障机制、生态及环境保护中的法治合作机制、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法律地位之确立、推进国内相关立法的完善修改等方面予以法治化建构。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 法律问题 法治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以来,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重点与实施路径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 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共创美好未来等 8 个方面勾勒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思路与宏观设计,必将对我国按既定目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撑。与以往简单以武力扩张实现建设目标不同,由于“一带一路”建设势必触及相关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甚至产生文化方面的冲突,故必须关注推进和落实的方式、方法问题。在现代国际语境下,此种方式和方法只有以文明、和平的形态出现,方能赢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并实现共赢。法治作为一种文明秩序以及和平时期治理社会的主要方式和方法,恰恰能够以较为理想的方式引领、规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各种行为,进而实现其既定目标。然而,以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种法律问题。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各自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系,这种状况会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冲突?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战略,在其实施过程中如何开展区域经济合作?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全球问题的当下,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保护?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那么如何赋予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法律地位?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无疑需要国内相关立法的修改与完善,那么应当如何去修改国内的相关立法? 这些问题均未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理论上亦未展开充分的讨论。本文在梳理“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机制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 法律问题 法治机制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法律问题梳理

  就目前看来,“一带一路”建设由点及面,成绩斐然。然而,仅从形式上强调和落实合作协定计划,终究难以脱离形式合作的羁绊和桎梏,进而会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本,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和预期。因此,必须强化和构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保障机制。为此,首先需要认真梳理“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 一) 法律冲突问题
  一般而言,在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各国立法权彼此独立,在不同社会制度影响下制定的法律必然不同,所以法律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大致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冲突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发生。一是因宗教信仰问题而产生的法律冲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多与宗教信仰之间关系密切,而宗教对一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深刻,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中。例如,伊斯兰禁止收取利息的贷款,所有的交易形式都只能以商品买卖合同的形式表现。伊斯兰银行业相关合同均需符合伊斯兰教法禁令———禁止赌博、禁止生产和销售烟草相关产品、禁止提供教法所禁止的娱乐服务、禁止生产和销售酒、猪肉等非清真制品。这些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与不盛行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冲突,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需要面对和解决好的法律冲突。二是因对待法治的态度和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法律冲突。与西方国家广泛认同法治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对待法治的态度及标准上各有差异,尤其在司法制度及法律适用层面,不同法系、不同制度间的冲突亦在所难免。而且,因对法治的态度和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法律冲突极易发生在制定国内法、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过程中。①换言之,制定国内法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冲突、制定双边条约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冲突以及制定多边条约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冲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因对法治的态度和标准的差异而导致的法律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需要与沿线国家共同制定双边或多边条约,②另一方面需要对国内法进行适当的调整。所以,因对法治态度和标准的差异而导致的法律冲突,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阻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相应地,解决好这些法律冲突,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落实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 二) 区域经济合作问题
  与一般的经济区域不同,“一带一路”建设蕴含两个层面的合作关系: 一是国际层面的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跨国经济区域,属于国际经济范畴,故在实现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必须在沿线各国就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建立统一市场、统一经济政策等协调和达成一致,以签署条约等形式解决合作中的法律问题。另外,《“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明确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 + 1”、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如何衔接好不同合作机制间的关系,也需通过一定的法律机制予以解决。二是国内层面的合作。由于“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所提倡,所以我国国内相关地区究竟该有何作为及如何作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至关重要。而“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推进为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由此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核心法律问题,既是一个国际层面的合作问题,也是一个国内层面的合作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统筹协调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法治环境及国内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立法保驾护航。③同时,只有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国际立法,才能为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解决提供法治解决机制。
  ( 三) 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为解决此问题,国际社会共同制定了一些公约和规则,④一方面凸显了国际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性; 另一方面为国际间加强和密切合作关系和共同治理环境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从国内情况来看,日益严峻的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渐次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组成部分且属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五省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对其生态及环境保护的好与坏,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生态安全,而且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人口密集区的生态安全也有直接的影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详细规定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环境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我国乃至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随着沿线国家在各方面的广泛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将日益凸显。尽管国际间以公约和规则等形式规定了国际环境污染的合作机制,但联合治理国际生态及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引起“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足够重视,更谈不上就此问题达成共识; 相反,国与国之间就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分歧还相当严重。由此来看,生态及环境污染问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容回避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要求沿线各国必须对此问题作出回应。
  ( 四) 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之法律地位问题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指出: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等。”从“一带一路”建设涵盖的范围来看,其涉及国家之多、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堪称以往任何国际战略之最。实施如此重要的战略,如果离开基层民众,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和利用民间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恐难实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制定的上述目标。与政府、相关机构及部门相比,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更能代表和符合基层民众的愿望、心声和切身利益,更符合“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脉络和发展趋势。无论从代表性和广泛性还是社会性和民间性来看,民间组织均具有其他组织无可比拟的优势和资源,无疑能成为政府、相关机构及部门推进“一带一路”的助手和补充力量,甚至成为某些领域建设的生力军。然而,从“一带一路”建设情况来看,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并不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发积极性,使其在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换言之,民间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被赋予何种法律地位?这显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
  ( 五) 国内相关立法之衔接与修改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法律体系差异较大,致使在推行“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冲突不可避免。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存异”的基础上“求同”,共同制定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双边或多边规则;另一方面,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制定、修改相关法律,与“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法律体系衔接。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起国,做好国内相关立法与“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法律体系以及沿线国家间相关立法的衔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国内立法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主要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划分: 一是依据效力阶层关系可分为宪法性法律、基本法律、一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 二是依据所调整的对象或调整机制可分为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那么,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到底应当在哪一个效力阶层上修改国内法? 应当对哪些部门法进行修改与完善? 是否应当制定专门用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法? 这一法律应当属于哪一个层次的法律? 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⑤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对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宏观层面的法治机制构建

  为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宏观层面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相应的法治机制:一是制定《“一带一路”建设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及建立相关协商谈判和决策协调机制。《行动计划》中应明确“一带一路”的内涵、目标、任务、合作内容和方式、远中短期规划、具体实施措施等。还应进一步理顺和明确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对沿线各国的承诺及义务、政策动态调整、落实该构想之法治保障等,使沿线各国充分认识到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之诚意、思路、计划及制度保障。在《行动计划》基础上,通过组织体系建设等强化合作主体相互之间经常性的协商谈判和决策协调,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用以平衡各方利益和统一认识。决策协商机制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应确立领导人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框架。其二,构建由各国地方政府组成的高官会议制度,确定“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批准和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其三,组建相关执行机构,专门讨论和帮助参与方解决合作中出现的特定问题。其四,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专门监督参与方履行协定义务情况。二是确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行为规则。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必须以各国共同接受和遵守的行为规则来规制、衡平利益各方的利益需求。而最为有力和常用的法律工具就是条约。根据国际实践,“条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的任何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议都是条约,而不论其名称为何。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行为规则,应当属于广义上的条约。鉴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众多,各个主体在国情、需求以及受到的外交影响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异常棘手且复杂。因此,笔者认为,在制定《行动计划》及建立相关协商谈判和决策协调机制基础上,应通过磋商、谈判等手段尽可能减少分歧,扩大共识,区分不同情况和合作性质,缔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共同接受和遵守的行为规则。具体而言: 其一,召开由“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首脑参与的国际会议,以缔结公约形式规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行为规则或制度。适时发表《“一带一路”国家北京宣言》,明晰沿线各国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或行为规则。其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方利用现有法律制度,就重大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予以协商、谈判,并以多边条约、双边条约等形式予以固定。其三,对建设过程中涉及的政策、设施、贸易、资金等具体问题通过协定等形式予以处理和解决。其四,对建设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争端问题,适时缔结《“一带一路”国家争端公约》,在多边层面上建立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

  四、微观层面的法治机制构建

  如果说“一带一路”建设中宏观层面的法治机制是为推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宏观层面的指导,因而可以在更为抽象的层次上予以建构的话,那么,微观层面的法治机制就必须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法律问题来建构。第一,建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冲突协调机制。“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通过发展“五通”( 即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从中国、中亚到西亚及欧洲的区域大合作。由此看来,“一带一路”战略完全契合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愿景。在此背景下,法律冲突尽管在所难免,但从各国合作的共性目标来看,又可通过有效机制尽量避免或减少法律冲突对“一带一路”建设之影响。笔者认为,应当从原则和方法两个层面来建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冲突协调机制。在原则层面,应当遵循利益衡平原则和国际强行法优先原则。调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前提是必须使其在建设过程中真正得到实惠及利益。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冲突亦在所难免,法律冲突极有可能是利益冲突的反映。所以,在建设过程中首先应遵循利益衡平原则。此外,在国际法律发生冲突时,应遵循国际强行法优先原则。换言之,当出现国内法与国际法发生冲突而面临选择国内强行法抑或国际强行法时,应以维护人、人类社会及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为标准予以评判并作出选择。⑦在方法层面,应综合运用实体法调整方法和冲突法解决方法。一般而言,“民事法律冲突实质上是民事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而冲突规范恰恰是指定某种国际民商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⑧然而冲突规范并未明确地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因而只起间接调整作用且缺乏针对性。而且,如果有关国家的冲突法本身存在着冲突,就会导致因当事人挑选有利于自己的法院而使对方蒙受不利的后果。但是,通过实体法调整的方法,不仅可避免上述问题,还可为各国实体法统一奠定基础。因为实体法调整方法为有关国家间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的方式制定统一的实体法,以直接规定国家民商事关系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避免或消除法律冲突。当然,实体法调整方法较之冲突法解决方法虽有所进步,但其在适用领域所存在的局限亦较为突出。所以,综合运用实体法调整方法和冲突法解决方法以解决相关冲突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第二,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法治保障机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涉及与众多沿线国家的各项经济合作,如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投资、商业贸易等,而且能有效统筹协调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因此,如何构建一套行之有效、普遍接受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其一,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层面应建立“一带一路”建设各方经济合作统筹协调机制和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一方面,在涉及各方,尤其是各国和地区利益关切等重大问题上,做到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充分沟通、协调,使各方通过该机制能够充分表达“一带一路”建设方的意见和愿望,以增强经济合作各方的信任感。另一方面,构建一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需要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以提升中国在国际纠纷解决中的话语权。⑨其二,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法之构建、发挥地方立法之作用、区域经济立法联动等,实现国内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保障,以凸显合作方地区经济优势和生命力。第三,建立生态及环境保护中的法治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而该问题既是国际问题又是国内问题。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建立生态及环境保护的法治合作机制。就国际层面而言,其一,应制定、签署关于沿线生态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条约。提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生态和低碳经济,共享生态及环境保护经验和技术,规范“一带一路”建设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跨国公司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强大影响力,所以应缔结责成跨国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相关条约。其二,共建跨国生态及环境保护、跨境流域管理与共同灾害防治机制。其三,将生态及环境保护作为沿线各国和地区的义务以强行性国家法规范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强行法规范规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责任,完善对违反义务者的责任制度。就国内层面而言,应结合具体情况,在相关国际条约、制度框架内,制定、修改国内相关生态及环境立法。具体而言,不仅应适时制定《自然保护区法》《土壤污染防治法》《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等重要法律,而且将有关条约的义务写入国内法,使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制度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法律衔接,同时应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在《环境保护法》框架下,做好下位阶的实施性立法及地方立法的及时跟进工作。第四,确立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法律地位。一般认为,民间组织是政治、经济之外的第三部门,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无需政府过多干预,可自行通过利益制衡合理地配置资源并使社会事务高效地运行。因其非营利性、社会性等特点,既可以避免市场唯利是图等缺点,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也可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率。为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确立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法律地位,将最大限度地满足该建设实施的主体需求。具体而言: 其一,在前述《行动计划》及沿线国家共同行为规则中,明确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参与形式、参与性质、相关权利等问题。保证民间组织能够参与或影响“一带一路”建设有关国际条约谈判和协商活动,同时保证其能够参与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和实施。其二,根据不同民间组织的特点对民间组织进行类型化处理,并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特殊需求,有效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在此基础上,创新民间组织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在社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畅通的信息传递桥梁。其三,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中的优势地位和生力军作用,促使“一带一路”建设在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中取得实效。第五,推进国内相关立法的修改与完善。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内相关立法的修改与完善,应当从有利于有关“一带一路”建设之国际立法的有效贯彻实施和确保国内地方政府有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两个路向来进行。在第一个路向上,主要应当坚持国际法的国内法化,即把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条约的内容通过国内立法确认下来,使其获得国内法的效力。如此不仅可以提升民众对“一带一路”建设之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可以使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法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在立法方式上,可以选择对现行的相关法律予以修改完善,同时创设新的法律予以补充。也可以选择制定专门的法律( 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法》) ,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还可以选择修改一般立法与制定特别法相结合的方式,即对涉及宪法层面的重大问题只能修改宪法,而针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法律。在第二个路向上,主要应当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法律机制。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只对地方政府在其管理地方事务时赋予了一定职权,而对地方政府合作中各方关系、法律地位以及合作中区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规定。就国内层面而言,“一带一路”建设在我国需要沿线地方政府的密切合作。为此,应当修改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地方政府府际关系给予明确的法律支持。通过法律明确各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和权利义务,使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处于一种科学的状态。合理调整本地区的发展方向,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地方政府的决策效率,为地方政府合作提供法律依据。在立法方式上,宜采用修改宪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制定《地方政府间关系法》的方式对宪法的相关内容予以具体化。针对地方政府间合作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内容,合作的程序、合作协议的缔结和履行、合作费用的分担、合作主体责任的承担等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供有效的规范框架。

王 刚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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