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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论文
试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旨
发布时间:2021-10-13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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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毕业论文网,栏目:宏观经济学论文
毕业论文网第2021-10-13期,本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为大家分享的论文是宏观经济学论文《试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旨》,供大家在写毕业论文时进行参考。
  摘 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在全面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写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出场的旨趣,包括了实践与创新之维、批判之维和正义之维。实践与创新之维是需要摆脱政治经济学的“东教条”和“西教条”,以当代中国道路的实践为本位,注重理论的中国化和原创性。批判之维,就是要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业,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实证主义拜物教进行反思和批判。正义之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根本立场,具有追求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等公平、正义目标的价值禀赋。
  关键词 :中国特色 ;政治经济学 ;理论旨趣
 
  重写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出场的真正基石,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是在全面小康社会决胜时期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建设经验的必然表达,是在“新常态”条件下系统设计和创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实践的理性需要,是在全球文明对话与秩序重建语境下中国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重要表现,是在创新驱动和开放发展时代原创的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必然准备。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伟大历史性转折点上,也处在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坐标轴心上,因此,这一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有了与以往任何时候所不同的时空参照和语境,其理论旨趣也就获得了从未有的时代化、中国化的维度。概而言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应当具有实践和创新维度、批判维度和正义维度。
试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旨

  一、面向实践的创新之维 :冲破教条主义束缚的原创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一直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始终是在不断解答和超越康德式的内在矛盾中出场的。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语境在国外,通过书本和大大小小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和赫尔墨斯式的传播者传入中国,在教化中国大众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工农大众结合,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结合,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成为面向中国问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主义源头在国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存在于书本中,或赫尔墨斯式的宣传布道中,对于中国大众而言这些理论是先在、先验的至上逻辑,他们只能聆听教诲,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一书本的和赫尔墨斯布道中的真理应用到中国问题上。如果两者出现矛盾,那么错误肯定不会出现在书本和赫尔墨斯一方,而在于大众本身,是因为大众本身的觉悟不高、党性不纯、认识偏差所致。因此,所有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提高工农大众的觉悟,如王明的报告所称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①。这一逻辑的结果,就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本本主义”和更加教条化,结果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应当产生于中国的大地上,存在于中国工农大众的本土实践中,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一点一滴地来创造着自己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完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必须经过这一中国实践的检验才是正确的 ;否则就会被无情拒绝和否定。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表现为四个方面的根本翻转 :第一,理论主体的翻转。从教化的书本、布道者转为工农大众。后者从聆听者、接受者转为思想、理论的创造主体。工农大众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就是不仅成为变革物质世界的实践主体,而且是自我解放理论的思想主体。如果仅仅是“心脏”而不同时是“头脑”,那么,工农大众就依然是自发本然的心脏而不是自觉的头脑,就依然在思想上受到各种神化教条的束缚,就既不能解放自己,更不能解放全人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第二,理论来源的翻转。从国外先验的理论转变为本土大众后天的实践。第三,检验标准的翻转。从书本标准、传播者主观标准转变为实践标准。第四,理论守成向理论原创动态发展的翻转。原来的真理是僵死的教条,一经发现就成为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不容怀疑,更不能修正 ;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出场的,是根据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出场而秉持在场,是与时俱进的。这一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正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开拓的,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科学的思想逻辑。根据这一思想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再是“仅限于西欧”的结论,而要转变为中国化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十大关系为重点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理论,农业、工业、城乡关系理论,农轻重关系协调理论,等等。这些都是源于中国实践和借鉴国外教训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论断。然而,由于中国贫穷落后,以及缺乏经验和实践,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依然成为主宰中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倾向。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先后出现了“东教条”和“西教条”两种倾向。所谓“东教条”主要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因为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没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那么“一边倒”的经济学选择只能依赖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连同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必读书。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我们再一次感谢“苏联老大哥”给我们送来了“经济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非常重视来自苏联的经验、思想和理论。他不仅通读了上述两书,而且开了小型的读书会,边讨论、边读书,做眉批、写笔记,细读慢解,深度耕犁。苏联的教科书勾画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对于准备通过“一化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新中国来说,具有十分巨大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充分肯定上述两书的理论贡献。其中,特别是关于公有制,关于按劳分配,关于计划经济,关于在工农、城乡之间有条件的商品交换,关于“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规律”,关于工业化,等等。但是,毛泽东对于上述书中的某些明显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甚至认为教科书不很成熟。①为此,在哲学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层面,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问题上,在农轻重关系上,在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问题上,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问题上,毛泽东对上述两书的错误观点都提出了尖锐批评,进而萌生了关于中国道路的初步设想。而后,毛泽东发挥了这些思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性质不同,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关于处理十大关系中综合平衡,关于农轻重关系协调等思想,避免重蹈苏联的错误覆辙,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这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以贯之的一个阶段。在此基础上,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诞生了。教科书显然具有两个鲜明特征。第一个特征即基本框架照搬苏联教科书,主要内容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体。显然,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时代的理论产物,因而也构成了东教条的主要特征。第二个特征即根据毛泽东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认识做了中国化的修订和补充。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关于中国的公有制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关于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等等。这些内容构成建国初期的中国特色。因为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的总体框架,因而把苏联的教条引入了中国,把计划经济、全盘公有制当做金科玉律,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与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需要改革。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不仅要发展生产力,也要解放生产力,市场经济也可以引入社会主义。这些缺陷和教条,都曾经严重束缚了我们的思想,成为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如何来评价这个时期的教科书体系呢?应当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因为总体的教条性、偏颇性就否定一切,认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段都是教条,没有中国的创造。二是因为有了中国的创造和局部的成就,就全盘否定教科书存在着的教条框架。因此,我们的态度是辩证的和实事求是的,应当将对教科书教条的总体框架的否定与对中国创造的局部的肯定统一起来。因为有中国的建国初期实践的探索,才逐步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教训,最终证伪和推翻了苏联版的教科书教条体系框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局部思考到全局思考的过程。所谓“西教条”,就是将西方经济学当作指导中国实践的金科玉律。冲破和否定东教条,是首先在改革开放的大胆试、大胆闯实践中开始的。冲破东教条的束缚,出现了暂时的理论真空或理论滞后现象,实践探索前无古人,走在了理论创造的前头。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没有现成的经典作家的论述可以借鉴。因此,更多地引用具有丰富和成熟市场经济经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替代。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受欢迎,而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原因就在于此。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坚守传统苏联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底线的学者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创新的实践,而中国的实践只能间接地由跨界平移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传统的东教条视野中不见中国实践,而在中国实践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在其外。许多经济学家将西方经济学当做金科玉律、不变的教条,直接拿来运用于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发展实践。久而久之,形成了“西教条”。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但是在西教条视野中,差别都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分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也不分中国的和西方的。经济市场最终使经济资源配置达到所谓结构分布的均衡性和同质化。因此,西方的就是中国的。问题只在于发现。一旦被发现出来,抽象的理论原则就会到处一样地适用。西方经济学的神化在理论上遮蔽了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使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互脱节。资本的自由化必然造就两极分化,造成阶级对立,造成社会的诸多不公正,与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目标相悖。这一局面必须打破。冲破东教条和西教条,就是要“将凯撒的还给凯撒”!在中国道路探索的本土实践中一点一滴地重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年,革命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一点一滴地创新出场,那么今天,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在一点一滴地重新出场。伴随着这一实践进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经历了懵懂探索、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从论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公有制内部结构,到公有制与非公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单纯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联网 +”,“文化 +”,从一般交换到国内国际贸易,从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并举,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以公平为基础的发展,从单纯经济体的生产关系研究到绿色发展和生态经济,从实体经济(农轻重)到虚拟经济,金融股市、债券,等等,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明确的实践探索内容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着亘古未有的内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从来都是落后于现实的,而且其内容变化之快,其相对稳定性的缺乏,令人扼腕,但是这正是中国高速发展变革使然,灰色的理论永远难以赶上常青的生活之树生长的速度 ;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着经济学界蹒跚跟随、紧追不舍的精神。对待这些过渡性的教科书,我们与其嘲讽其内容变化之速,不如惊叹国家变化之快 ;与其苛求其相对,不如视之为历史的出场形态 ;与其看到它们的滞后,不如多尊重学者们努力为之奋斗的精神。它忠实地再现了我们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轨迹。今天,我们终于有资格说 :可以在面向中国实践基础上言说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应当感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创的理论道路,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感谢以往为中国道路做出艰苦探索的实践并创造中国经验和思想的中国人民。感谢为今天的理论创造提供思想资源的东西方经济学。感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可以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常态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的理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共存共同发展的理论,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促进社会正义、逐渐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纳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二、批判之维 :重写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不仅需要基于当代中国经验,深度汲取东、西、马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更需要通过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实现。汲取中国经验是肯定性思维,而前提批判是否定性思维。没有经验的肯定性思维无以支撑理论建构,而没有批判的否定性思维无以使理论逻辑深刻而缜密。正如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穿破“资本的狡诈”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现存的中国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资本的狡诈和拜物教的迷雾,绝不能无批判地直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三大批判。第一个批判就是在与唯物史观出场关联中开展资本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历史之谜、国家之谜的追问使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走向市民社会分析,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每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对应地催生相应的历史观的出场。因此,走向历史深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动因,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是催生唯物史观出场的原初路径和深化动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度造就着唯物史观的成熟程度。这包括着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1843—1844年对国民经济学的初始批判与人本学辩证史观的对应生成,从而也初步达成了对国民经济学体系的批判性梳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阶段是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批判,在全面生产(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框架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形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的广义唯物史观。第三阶段,马克思从《资本论》阶段对资本社会的科学细致、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性具体地勾画出资本社会的历史图景,完成了从资本的经济学实证科学分析到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等完整历史图景的描述,成为对资本批判的唯物史观。就是说,马克思要通过纯粹的实证科学以及对实证科学的辩证分析来达到对资本社会的把握,最后上升到对整个社会的把握。而按照马克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锁钥”的从后思索逻辑,作为普遍的商品交换社会的资本社会是从前的个别商品交换社会和特殊的、扩大的商品交换社会的最高形态和典型形态,因而,资本社会的规律也是贯穿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资本的特殊唯物史观也是一般的和普遍的唯物史观。《资本论》因而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杰作,也是唯物史观的杰作。正是在《资本论》中,对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资本的经济逻辑同时就是对资本全部社会逻辑或历史逻辑的基础。当然,经济逻辑与历史逻辑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在表现形态上是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我们既不能像鲍德里亚等后马克思主义那样将历史逻辑与经济逻辑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也不能像第二国际理论家所主张的“经济唯物主义”那样将经济逻辑与历史逻辑完全等同。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不仅在于按照研究的思维将历史逻辑本质还源于资本的经济逻辑,而且在于如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按照叙述思维将资本逻辑如何上升为社会逻辑、历史逻辑和国家逻辑。没有上升进程,仅仅说资本逻辑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历史逻辑,坚持所谓“决定论”的一般原理,只是一个“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甚至就是马克思晚年特别警惕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教条。第四阶段,晚年马克思借助于《人类学笔记》发现了一个与《资本论》按照商品交换历史逻辑图景不同的人类学前史。在更广的人类学意义上来考察整个人类历史,唯物史观跟《资本论》代表的那个仅限于西欧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资本表达的“世界历史”(全球化)统一逻辑与《人类学笔记》发现的多线逻辑需要重新整合。所以究其马克思的一生,对唯物史观的出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不能够仅限于某一段,而要贯穿其身。马克思之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在这两个逻辑整合中前行。沿着这样的道路,我们今天中国的唯物史观的重新出场,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我们今天讲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准备是不足的,缺了很多东西。要看到,发展到今天,资本形态绝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那个资本形态,资本在创新,金融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消费品资本,等等,资本在寻求摆脱周期性危机中尝试着将一切社会要素资本化,泛在的资本化使经济逻辑与历史逻辑在新的基础上高度重合,造就新的历史场域,并按照拜物教颠倒逻辑把这一历史场域造就为新的历史场景。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文化产业、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等都是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历史场景 ;后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这一历史场景的直观精神表达。因此,在资本创新逻辑时代,我们不能无批判地直接将这一场景写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将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场景逻辑直接作为重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当然话语,而要深度地批判其中的资本创新逻辑。第二个就是形而上学批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够现成地接纳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因为都存在着先验的形而上学。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当年已经展开了深度的批判,此处不再重复。第二种是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发展为苏联和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谓“东教条”,毛泽东过去也批判过,改革开放以来也新形成许多阶段性的教科书,都存在着许多教条和形而上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清理和批判。第三种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洋教条,存在着西教条的形而上学,它依然是资本的话语,私有制的逻辑,拜物教的逻辑,这个形而上学依然必须揭破,我们要回到事情本身,就是现实本身。第三个就是实证主义批判或拜物教批判。经验表现的历史场景往往是历史场域的拜物教式的颠倒。因此,我们不能现成地把中国经验直接写入,中国经验可以作为我们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可用的本土资源,但不能现成地接受,必须要经过批判,这个批判要揭示它表象化的东西,即要把它的本质展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重新认识资本在低于世界资本水平的条件下依然有推动世界历史的积极作用。中国所有经济体,仍然采取资本形式,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来资本,都是资本形式的经济存在体,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虽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与劳动关系采取非对抗形式,但本质上依然具有对抗性的一面。资本的消极作用受到限制,但是具有的拜物教功能没有变。因此,市场、需求、供给、消费、交换等依然具有颠倒的场景性质。资本发展具有周期性,有周期性的繁荣和周期性的危机,即所谓波动,造成经济结构的错位和产能相对过剩,这也是必然的。资本发展还造就生态破坏问题,追逐利润还具有两极分化功能。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资本造就的正能量就否认其负能量,资本的两面性始终存在,需要辩证批判地看待。

  三、正义之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向度

  正义之维,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充实正义之维,将在差异性社会的正义写入理论,将坚持共享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限制资本和市场消极作用、消灭两极分化的内容表达充分。一言以蔽之,形成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的发展经济学。正义之维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也基于我们进入差异性社会这一现实使然。前者规约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充分利用资本与市场作用,但是最终会导致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的理论有原则区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终是站在资本立场上的经济学,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站在劳动和人民立场上的经济学。当然,为了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利用好资本,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体系,兼顾了两者。但是,从根本上看,兼顾和包容不能没有立场和出发点,不能没有价值指向。我们不能将理论看作是纯粹客观、价值中立或价值悬搁的。差异性社会是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上趋于一致,而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阶级、阶层利益上日益分化的社会。它之所以有前者,是因为有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有党和国家作为政治保障。之所以有后者,是因为历史差异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资本和市场的必然结果。这一社会与同质性社会相区别的,在于有利益的多元差异 ;与阶级对抗性社会相比,在于这一差异主要是非对抗的,而且存在着本质上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差异性社会的共同利益基础要求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价值指向人民中心论。差异性利益格局需要有差异的表达,这一差异的表达反映在经济学理论上,就有了不同的诉求。资本的利益诉求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们要求无限扩大和给予资本和市场不加限制的自由权利。其结果,就是利益差异的无限扩大,从差异性社会必然走向阶级对抗性社会。这是一条邪路。左的思潮和民粹主义强调在现阶段就应当拉平差异,实现共同富裕。这在经济学领域的表现就是希望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虽然价值指向不同,但都是差异性社会差异利益的反映和表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它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不断巩固、扩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一致利益,缩小差距 ;但是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和历史的原因,差异始终存在,为了发展生产力、最终消灭差异,今天必须坚持合理的差异。这是激发活力、发展经济的动源。希望现在就能拉平差异,等于让社会退回到普遍贫穷状态,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任由差异无限制扩大,应当坚持差异的正义。承认一定差异的合理性,打击腐败和违法,保持差异来源的合法性,限制差异的幅度,在基本公平基础上保留比例公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条件不断缩小差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向大同社会,这就是差异的正义之道,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义之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毛泽东文集 :1-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1999.
[2]习近平 .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 人民日报,2015-11-25.
[3]斯大林 .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2.
[4]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5.

任 平 张东平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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